参见[日]盐野宏著，杨建顺译：《行政救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51页。
周围居民和社会公民没有内部人员预约则禁止入校。伴随高校校园封校管制措施蔓延，不同人群对高校封校管理行为产生热议。
作为承接政府提供公共教育的公务法人，课予公立高校在采取管制手段时遵循比例原则的基本义务，采取最小限制、最低损害管制措施实现管理目标，实为必要。另外，根据《北京化工大学章程》（以下简称《章程》）第3条之规定，学校依法享有办学自主权，接受国家和社会的监督，依法开展活动。第三部门是作为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补充，其主要特征表现为非盈利性、自主性、专业性。比例原则作为公法上的基本原则，主要指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应当兼顾行政目标的实现和适当性手段的选择，保障公共利益和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均衡。相较于北化周边高校，如北京中医药大学、对外经贸大学等高校，北化采取的刷脸入校校园封闭管制措施最为严厉。
〔7〕国家举办的事业单位一般包括公办高等院校、幼儿园、中学及卫生部门所属医院等。公立高校享有的这种自主管理权利不同于一般私法上企事业单位的内部管理权，也不同于行政机关享有的行政权。2012年修改后的《土地收用法》第15条之七第1款规定：当纷争仅限于围绕取得土地等之际的补偿时，即便未经过事业认定[9]，也可以从最初就申请仲裁程序。
既要建立健全日本土地收用委员会之类践行正当程序的工作机构，又要致力于完善事前、事中及事后的相关工作程序，依法、科学、合理、有效地推进各类各项土地空间整序行政。[54]毕竟该制度以牺牲行政的法律适合性为代价，强调对违法处分基础上累积起来的既成事实予以尊重。[57] 参见杨建顺著：《行政规制与权利保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8页。根据《土地收用法》第128条之二，收用委员会根据该法律作出的处分，不适用《行政程序法》第二章（对于申请的处分）和第三章（不利处分）的规定。
5.行政效率的提升 《行政程序法》以提升行政效率为目标，这不仅体现在其立法目的的表述中，而且也体现在具体的制度架构上。[8] 日语中的起业者，大致相当于中文里的开发商，是指根据《土地收用法》来实施对土地、建筑物等进行收用或者使用之事业的组织（参见《土地收用法》第8条第1款）。
进而，由于信息公开制度的推进，补偿的内容今后也将越来越增加公开度。须重视公众讨论对规制的反思机能。关于撤销诉讼中的原告适格，《行诉法》第9条第1款规定：处分的撤销之诉及裁决的撤销之诉（以下称为撤销诉讼），限于与请求该处分或者裁决的撤销具有法律上的利益者（包括处分或者裁决的效果由于时间的经过及其他理由而消失之后，依然具有应当通过处分或者裁决的撤销来恢复的法律上的利益者），才能够提起。从参与的有效性的角度考虑，应当将相关行政部门的考虑和应答义务（责任）予以法定化[68]，即便法令上没有明确规定考虑义务，从参与的目的出发，应当理解为当然地要求予以考虑。
[6] 其实，正当程序的价值追求并非仅体现于新兴的公私合作，而且也广泛反映于传统的行政行为领域。这就为在一定情况下由法院暂且停止处分的执行等拓展了途径。但是，个别收用裁决执行停止申请案件[50]中法院也支持了申请。明治宪法的制定施行，标志着日本正式确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的宪法体制，为日本沿着近代化的道路大踏步前进提供了宪法保障。
杨建顺著：《土地征收中的利益均衡论》，载《浙江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第53页注释⑨。所以，起业地内的土地等的所有者及关系人，具有提起事业认定的撤销诉讼之原告适格，对此是毋庸置疑的。
进入专题： 职权主义 当事人主义 正当程序 土地征收 。为了避免由于上述那些理由使得对于原告来说由法院进行权利救济被空洞化，作为所谓的假处分制度适用排除的代偿性措施，《行诉法》特地承认了这种特例停止的制度。
于是，当由建设大臣或者都道府县知事实施的事业认定作出后，起业地内的土地等附近居民是否具有请求撤销事业认定的起诉资格（原告适格），便成为有争议的问题。水户地方法院判决，1985年6月25日，载《判例时报》第1164号，第3页。并且，在拒绝申请之际，要求必须提示理由。在这种背景下，《土地收用法》于2001年7月修改（法律第103号），进而于2012年9月5日修改（法律第76号），当然地给收用委员会的存在方式带来巨大影响，促进了相关事前正当程序的设定和充实完善。行政过程论，复数当事人的行政行为，行政裁量的判断过程审查，等等，皆将利益衡量或者合乎目的论的解释置于正当程序的射程范围之内。即便立足于判例的立场，认为这些程序规定不是（就各个利害关系人蒙受的权利利益的侵害）赋予个别的防御之机会的规定，故而否定周边居民的原告适格，也不能否认这些规定是为了尽可能地使行政厅的判断成为公正妥当的判断而使其参考专门性学识经验者利害关系人等的意见的规定，对于推进立法和行政政策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53] 参见[日]秋山义昭著：《行政案件诉讼法判例展望——事情判决》，载《法学者》第925号，第196页。[69]至于参与的阶段，宜在政策决定阶段、计划策划制定阶段和个别性决定阶段[70]全程参与，尤其是要做到尽早参与。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伴随着《日本国宪法》的制定，新的《土地收用法》（法律第29号）于1951年6月9日公布，同年12月1日起施行[22]，揭开了日本土地收用制度的新篇章。[31] 参见[日] 南川和宣著：《根据条例的土地利用规制》，载[日]芝池义一等编：《城镇建设、环境行政之法的课题》，日本评论社2007年版，第352页以下。
三、土地收用中的法定程序和正当程序 （一）土地收用与法律保留的原则 1.法律保留原则的普适性 《日本国宪法》第29条第1款规定：财产权不可侵犯。[13]然而，行政指导自身的局限性决定了其在正当行政程序的追求上存在界限，尤其是在国际贸易中面临来自其他国家的责难，于是，日本《行政程序法》对行政指导设置了相应的程序规制。
简单说，根据《土地收用法》所推进的收用不适用《行政程序法》，并不能据此而说土地收用与《行政程序法》（包括各自治体的行政程序条例）无关。殊不知，该裁定所谓无需审查和无需考虑的数个要素，若能在上游项目立案阶段予以必要的审查和考虑，则可以避免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在下游项目实施阶段的矛盾和纠纷。[41] （二）事业认定所波及范围的起业地内限定 在《土地收用法》上，一旦进行了事业认定，便产生各种各样的法效果，这种事业认定的效果所波及的范围，全部被限定在起业地内的土地等。（二）收用程序中的事情判决 在现行法之下，适用事情判决的事例主要是在土地区划整理事业、土地改良事业、土地收用事业等大规模的公共事业的领域，并且，相关适用事例在该领域也是极为少见的现象。
在现行法上，能够作出事情判决的，除了由于撤销处分对公共利益产生严重障碍的场合外，进而承认了在考虑原告所承受的损害之程度，该损害的赔偿或者防止的程度及方法及其他一切事情的基础上，作为结论，认为处分的撤销不适合于公共福祉的场合。（3）为了确保自然环境、绿地、景观名胜的。
例如， 1999年5月14日《关于行政机关保存持有信息公开的法律》（法律第42号，以下简称《信息公开法》）的制定以及2004年6月18日《地方自治法》（法律第112号）的大修，规定或者完善了行政的事前程序规则。问题在于，这种情况下的法律上的利益是什么？有判例将其解释为法律上所保护的利益，即行政法规范以保护私人等权利主体的个人性利益为目的，通过对行政权的行使课以制约所保障的利益。
从前，土地收用领域的纷争解决程序基本上遵循先有裁决申请、后有收用委员会的审理程序开始这种模式，在起业者[8]和土地权利者之间也会出现围绕补偿而最终进行和解的情形，但是，这种和解程序并不一定算得上是协动的结果。[19] 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是日本近代化的出发点。
[40] 参见[日]小泽道一著：《逐条解说·土地收用法》，行政1987年版，第549页。在地方公共团体层面，早在1982年就有《山形县金山町信息公开条例》，以此为开端，自治体层面的信息公开立法得以展开。[73]简言之，土地规制和征收涉及复杂的利益，须在对能够得到的价值和将失去的价值进行比较衡量的基础上作出判断取舍，然而，由于客观性基准存在局限性，对包括基准制定等判断取舍进行程序性或者过程性统制，便是土地征收领域正当程序理念的内在要求。[63]作为自治体，在既得权成立之前试图尽量赋课规制。
土地收用领域导入了这种伙伴型的行政运营模式，为该领域顺利推进各项事业，有效化解矛盾纠纷，提供了重要支撑。[21] 一木喜德郎，1887年进入日本内务省。
[35]该必要最小限既是指规制对象的必要最小限，又是指规制目的的必要最小限。结合本文开头所引用案例，其适用保护规范理论的最大错误就是将该理论用于探讨起业地内关系人的原告适格问题。
为了避免这种尴尬，有人主张不应当将《行诉法》第9条的法律上的利益解释为法律上所保护的利益，而应当解释为值得法律上保护的利益，以更加柔性地承认原告适格。《土地收用法》为事业认定程序架构了职权主义色彩浓厚的程序。
